本次会议的特点在于兼顾中长期战略布局；经济复苏超预期，刺激政策逐步回归正常；“内循环”不是闭门造车，持续推进对外开放；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需要加速推进改革。

随着疫情后快速反弹结束，经济可持续复苏需要重视四大结构性失衡，即需求恢复慢于生产、三产恢复慢于二产、中小企业恢复弱于大型企业，以及实体与金融冷热不均。

长期来看，从适应新冠肺炎疫情以及其揭示出来的、本就存在的国际矛盾，以及中美关系新格局来看，中国最重要的还是要做好自身的事情，一方面注重国际统一战线，另一方面坚定地推动改革

大牛市，背后四大支持是什么？监管层为何加大干预？如何避免重蹈2015“国家牛市”覆辙？“疯牛”不如“慢牛”，对经济转型不利。

如何让利？压力有多大？如何突围？

“新基建”以新型的数字经济基础设施为依托，利用数字科技，为传统行业转型升级赋能，随着“新基建”进程提速，将会有力地推动疫情后经济复苏，为经济增长注入“数字动力”。

短期内中国经济仍应格外关注“保需求”的压力。

中国将致力于实现“六保”目标：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

中国有巨大的内需市场，这对吸引外资是非常关键的，要保住；同时，中国还可以在其他很多领域提高竞争力，其中很重要的一环就是数字科技的广泛使用。

疫情期间，我国非接触式金融服务和金融数字化转型的快速推进是金融科技创新持续多年迭代升级的一次迸发，也验证了金融体系向数字化转型的迫切需求。

非常时期需要有非常之法，财政赤字货币化弊大于利，不宜采纳，当下用足现有政策空间，并做好财政、货币、监管政策的协调发力，确保对中小企业的精准滴灌是重中之重。

疫情对企业造成的实际冲击到底有多大，当前政策应该如何应对？

当前进一步发展数字金融，要处理好传统金融机构和数字科技的关系、金融机构数字化战略部署和内部业务转型的关系、金融数字化发展和数字化金融基础设施的关系。

展望全年，海外经济深陷泥潭或使得中国出口有所承压。

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世界级城市群是中央的战略部署，是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是改革开放的重要举措。

向好数据背后仍存隐忧。

在二季度全球经济衰退、外需压力凸显的背景下，通胀压力缓解有助于货币政策空间的进一步打开。

数字科技已经成为抗疫的重要手段和工具，其在各行各业广泛应用，特别是推动产业数字化快速发展，将成为促进经济回升和反弹的关键引擎。

新基建“新”在哪？对金融业的影响空间有多大？金融机构该如何抓住“新基建”的窗口机遇？又会面临怎样的挑战？

各国限制粮食供给对国内外粮价的影响究竟多大？粮价能否推动国内通胀再度抬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