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社会工作已四十多年,其中有一项经验值得与读者分享。对于已经发生的事,我们都不难找出原因,并予以解释,人人皆有一套自以为是的分析。因此,摆龙门阵的时候,大家都可以讨论得口沫横飞,都可以对社会上未解决的问题很有办法。问题是他们提出的办法大都没有机会尝试,即使有机会落实,成效亦与想像中差很远。要办法比困难多并不难,关键是这些办法能否真正解决问题。
反高铁事件暴露出香港社会确存在着不少深层次矛盾。很多人都简单地把原因归结为政制不健全,只有尽早实行双普选,才能解决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问题。然而,民主是否真的是一方治百病的灵药呢?世上已发生的先例却说明事情绝非这么简单。菲律宾、泰国、乌克兰……等国都已经建立了相对公平的合乎西方理念的选举制度,但他们社会存在的问题都解决了吗?事实仍距离人民所期望的很远。
我家的菲佣就常怀念马可斯时代的生活。而在泰国,反对让农民一人一票的,竟是那些教育水平较高的城市人。乌克兰在橙色革命后,人民选出了自己拥戴的尤先科做总统,但他上任后,不但解决不了原有的旧问题,还带来了很多新问题,人民的实际生活过得比以前更苦。今次大选,首轮胜出的,竟是一度被人民丢弃的旧电池——亚努科维奇。
尤先科的主要错误是无视俄罗斯的存在,他的亲西方政策,替乌克兰人带来的都是苦难,结果乌克兰人只好重投亲俄派的怀抱。连原先跟随尤先科一起亲西方的美女总理季莫申科,在今次参选时,亦不得不行亲俄路綫,形势比人强,人生大部分的选择都是碍于形势,而不是顺从理想。
香港的民主派,犯了与尤先科同一样的错误,就是无视中共的存在。中共对香港的影响远超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影响,但香港的民主派都把香港的政制改革的前途,建立在与中共对抗的基础上。这种策略只能证明中共不够民主,而无法让香港的民主政制有改善的机会。香港人所需要的,并非是不惜牺牲去证明中共的不是,而是如何在中共长期在中国执政的前提下,寻找香港的空间。若以结束中共的专政,作为香港现时民主运动的目标,是不切实际的。
无疑,今次反高铁事件与香港目前政制上的缺陷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我估计,香港的政制发展还有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都没法达到泛民的理想标准。如果我们因为政制未符理想,就要令建制瘫痪,那只会促使建制派全面反扑,结果导至社会问题激化,大都分港人都可能要因此而付出代价。
因此,我不赞成把社会上的所有问题都归结为政制原因,朝这个方向去解决问题,只会令问题更难解决。有时,我们需要先解决次要问题,然后才有条件去处理主要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