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人们反思2008年金融危机时，3月19日，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华盛顿著名智库布鲁金斯（Brookings Institution）发表题为“这次危机”（The Crisis）的论文。论文长达48页，外加18页的图表。
在2008年底的国会听证会上，格林斯潘曾经就濒临冻结的金融形势提供证词。当时，他表示不敢相信自己对市场的信念和对市场是如何运作的理解是错的，否认货币政策制定者应该把资产价格考虑在内。美联储有保持低通胀（即稳定货币）兼顾全就业（full employment）的双重职责。

中国经济总体规模的迅速上升，促使中国的决策者和企业家在把握中国经济走势时，都必须更为关注全球的经济运行趋势，而中国经济的运行趋势也会对全球经济产生更大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必须高度关注全球化在后危机时代的演进。后金融危机时代是中国加快资本形成和资源布局的重要时间窗口
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形成了显著的冲击，中国经济在经济刺激和经济转型动力推动下迅速复苏，无论是投资规模和信贷投放等，都表现出异常强劲的增长。如果在发达国家经济运行十分强劲的时期，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必然会带来对全球资源的强劲需求，进而成为许多摩擦的根源和导火索。但是，正因为危机时期，中国能够保持更快资本形成速度来推进城市化，因为发达国家的经济依然相对低迷，这就给了中国经济一个良好的时间窗口来从事资源的布局。中国通过加速城市化来扩大内需，增大了对全球资源的需求，在危机时期成为中国经济带动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途径。

张五常有时也支点昏招
——读《多难登临录》

迈入2010年，渐行渐远的金融危机让人们在大松一口气的同时，资产泡沫和通胀又成为悬在全球经济上的达摩斯之剑。通胀将有可能引发第二次金融危机。
今年全球范围内将出现通胀

金融危机的冲击不过一年有余，“后危机时代”的舆论就铺天盖地而来。作为对经济现象感兴趣的人，我很好奇，这个“后危机时代”怎么就来得如此之快？我们似乎有必要借这个题目来回头看看当时对危机性质的认识和估计，究竟哪些对头、哪些不那么对头。这对理解当前和今后的经济形势，可能是有益的。
对这场金融危机，比较普遍的倾向，是从早先的估计不足转向对危机估计得过于严重。开始的估计不足是显见的，无非是偌大一个美国，区区一些“次贷”应该算不上大问题，更不可能对美国以外的经济发生严重冲击。可是随着事态的恶化，流行的估计就越来越严重，甚至把这场金融危机看得比1929-1933年的大危机还严重，成为百年以来最为严重的市场危机。
现在来看，这种估计是过头了。1930年代的大危机前后持续4年，仅美国的失业率就超过四分之一，倒闭的公司和银行无数，股市则跌掉90%。当然论到资产账面值的损失，现在的应该远大过当年。不过，要是拿美元不变价算，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最显著的不同是，不过两年时间，“后危机时代”就到了。
粗略比较，这场金融危机与上个世纪30年代大危机，至少有两点不同。第一，1929-1933年危机的背景，是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圈子内，发生了新兴国对老牌国后来居上的秩序变动，比如美国、德国相对于大英帝国的崛起。那终究还是一个比较小的圈子。
今天是名副其实的全球化，尤其是中国、印度、前苏东国家等一大批经济体，积极地卷入了全球化。这个圈子大得多了，里面有两大经济板块，即发达国家与新开放的新兴工业化国家。这两大板块之间，收入差距的落差十分巨大，譬如中国刚开放时平均的人工成本只及发达国家的百分之一。这么两大板块，过去被冷战壁垒隔开，经济来往少，互相不比赛。可是随着中国的开放，以及印度和前苏东集团国家的陆续开放，两大板块开始打通。这不能不激发出极其巨大的竞争潜力、不能不释放巨量的优势，也不能不带来极其巨大的全球经济增长动力。同时，这个大变局也无可挽回地要打破原有的全球秩序与平衡。

　　（五常按︰二○○九年十月十七日我在昆明以《金融危机与中国前景》为题讲话，内容不少在其它文章发表过，事后读报，一般没有误解，可能因为讲得够清晰。细想之下，这清晰应该源自我把题材的先后安排改变了，于是要凭记忆把这次讲话写下来，作为将要出版的《货币战略论》的压轴文章。
　　正要动笔，三位朋友不约而同地传来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十月二十三日在《纽约时报》发表的专栏，题为《中国格格不入》（The Chinese Disconnect，《信报》按内容翻为《中国策动人民币大贬值》）。克大师之文措辞刻薄，态度轻浮，颠倒是非，敌意明确，看不出是学者之笔，而其中所谓经济分析我没有半点同意。因为克大师之文与区区在下的昆明之说息息相关，遂决定把二者混合起来潇洒一番。君子和而不同，读者不要向今天盛行的经济学者骂战那方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