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胀大考
时间：2010年1月27日 作者：邬琼 分类: [ 地产圈 - 围城内外 ]
12月CPI数据出来之后，通货膨胀预期喧嚣尘上。而此前没有任何预兆，1月12日晚间，央行突然对外界宣布于1月18日起上调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此次调整之后，五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将达到16%，而中小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亦将达到14%。这是2008年底一系列放松银根政策出台之后，央行首次发出了强烈的收紧银根信号。
尽管出人意料，但央行此举得到了评论人士的褒奖，原因是自2009年以来，中央首次通过政策明确了预防通货膨胀的态度。
通胀来临？
进入2010年，通货膨胀似乎切实地来到了中国老百姓的面前，自2009年11月CPI”转正”之后他们突然发现蔬菜、食用油的价格上涨在飞速的上涨。数据则显示2009年12月，中国CPI增长达19%，大大高于此前11月0.6%的涨幅。尽管关于部分价格上涨的原因争议颇多，但仍有分析人士认为此番部分日常生活用品的价格上涨是2009年资产价格上涨后，通货膨胀开始向日常生活用品领域蔓延。
通货膨胀对价格的压力并不仅仅呈现在日常生活用品及食品领域。早前，部分部门有意调整水、电及天然气价格，但调整一直存在争议。中国老百姓并不希望国家调高水、电及天然气价格，但价格调整又似乎势在必行，因为在一场全球性通货膨胀面前，资源价格的上涨正对中国水、电及天然气价格形成巨大的压力。
此外，对与水电等生活资源价格的调整，有人强调水、电及天然气价格上涨存在供需矛盾的现实原因，同时强调国际油气及燃煤价格上涨对中国资源价格带来的压力。
事实上，在金融危机之后，一场全球性的通货膨胀正在眼前，发展中国家的通胀形势尤为紧迫。2009年10月，俄罗斯消费价格指数同比增长10.8%，而印度同月消费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为6.7%。近期，著名经济学谢国忠家撰文指出这两个国家目前正面临着两位数的通货膨胀。与印度及俄罗斯相似，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着通货膨胀的考验。
全球性通货膨胀带来的是国际性的资产价格与资源价格的上涨，这给中国生活资源价格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与之同时，中国却同样面临着通货膨胀的挑战。虽然CPI直至去年年末方才转正，但谢国忠在其文章中指出，当前30%的货币增长率与5%的GDP名义增幅使得中国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通胀压力。
纵观整个2009年，中国货币增长量与CPI数据所显示出的巨大的反差。一方面是这一年产生的巨额的投资与巨额的信贷，另一方面则是国内CPI很长一段时间内负增长的现实。有市场分析人士认为，2009年资产价格上涨抵消了货币增长给CPI带来的压力，股市与房地产市场吸收了大量的增长货币供应，因而实际CPI增长数据与货币增长量显示出巨大的差异。
进入2010年，市场开始关注在资产价格上涨之后，货币投放的惯性增长是否会带来CPI的大幅增长。数据显示，2010年第一周（1月4到8日）中国信贷增长预计为6000亿元，分析人士预测，2010年，全年全国信贷投放增长量依然将维持在5-7.5万亿。在此基础之上，2010年的货币投放量依然将呈现高增长的局面，市场流动性过剩的局面依然存在。
如果我们站在现实层面观察，2009年末至2010年年初，食品等日常消费品的价格上涨的基础原因仍然在于供需矛盾。但当前的问题则是，在2009年末出台的一系列抑制房地产行业政策背景之下，食品及日常消费品价格上涨可能带动市场过剩的资金向此类行业转移，并进而带动全面的消费品价格上涨。
也许立足于房地产金融政策的政策调整可能是收紧银根预演，房地产政策实施之后市场开始担心货币走向。对于许多行业而言，游离出房地产行业的资金是一个灾难，它们流向何处就意味着泡沫在那里滋生。
市场中围绕价格与货币增长之间的博弈正在上演，过剩的资本开始在整个社会蔓延。在此基础之上，2010年的中国逐步走向紧缩的货币政策成为共识。在央行提升准备金率之后，市场关于加息的时间预测普遍提前，最快认为今年3月份开始加息，并在2-3次加息之后，利率回归到5%-6%的水平。
但也许货币政策并不能改变通货膨胀的现实，在全球性通货膨胀与国内新的货币投放的驱动下，似乎流动性过剩是一个更为长期的过程。谢国忠就认为随着加息抑或是准备金率的调整而消亡，相反，在一个全球性通货膨胀背景之下，2012年通货膨胀将最终导致中国资产泡沫的破裂。
产能过剩的挑战
无论如何，2009年末中央显然意识到在陡增的货币供应量面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最为迫切的问题依然是资产价格膨胀。准备金率及可能到来的加息都在预示着货币政策从”宽松”向”适度”的转型过程中中央政府的态度。在新近的媒体报道当中，有接近央行的内部人士透露，商业银行新的信贷仅仅用于已开工项目的后继投资之上。
但问题并非如此简单。中国欧盟商会与罗兰.贝格国际资讯管理公司新近发布了一份中国产能过剩的研究报告，报告对中国一系列政策提出了批评。批评的核心在于：中国面对金融危机施行的一系列刺激性政策让产能过剩危机更加严重。
早前，发展中国家的储蓄率与发达国家的高额负债，被认为是2008年之前全球性经济失衡的原因，失衡最终导致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国的巨额的储蓄在全球经济失衡过程中显得尤为耀眼。但在大多数舆论解读当中，中国高储蓄率的原因在于中国老百姓更愿意储蓄而非消费，他们将更多的收入进行储蓄。
英国《金融时报》首席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在其《下一轮全球金融》一书中对此进行了批评。其认为，中国的高储蓄率并非由于传统的儒家文明所造成的储蓄观念造成的，并认为中国人有足够的消费欲望，造成中国储蓄率过高的原因是中国企业储蓄率过高，其比例高于家庭储蓄。
资料显示，2006年中国老百姓的家庭储蓄占总储蓄15.4%的比重，而企业储蓄则占28.3%。这意味着，在总体储蓄规模上的判断中国老百姓的消费能力是错误的判断，老百姓没有想象当中的消费能力，拥有更多储蓄的是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解决中国企业高储蓄率最为有效的手段一是通过企业投资消化其大量的储蓄，二是将投资制造出来的产品用于出口–中国老百姓并没有消费中国制造业现有产能的能力。
事实上，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出口和投资是中国保持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企业通过不断扩大投资提升产能进行生产，将生产出来的产品用于出口，并进而获得盈利和更多的企业储蓄，然后继续用于投资与扩大生产。这样的模式推动了2000年以后整个中国的制造业繁荣。
在金融危机之后，很多国内外学者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是否可以延续提出质疑，他们是金融危机后欧美消费市场的萎缩导致中国的出口大幅下降。尽管2009年末到现在，各种数据显示中国出口数据在回升，但仍有分析人士认为欧美国家的进口需求是出于补充库存的需要，这并不意味着欧美国家的普通家庭能够回到原来的借贷消费模式。
此种分析的基础是：一方面欧美发达国家希望能够自身的经济结构更加平衡，尤以美国体现出了强烈的平衡结构的愿望；另一方面则是美国的就业数据并未有完全的好转，欧美市场的普通家庭的消费能力回升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欧盟商会的研究报告批评中国在金融危机到来的时候并没有消减部分产能，而是通过投资继续扩大产能。
中国欧盟商会的报告中的数据显示，中国钢铁行业的开工率在2008年为76%，2009年估计仅为72%；2009年铝行业的开工率可能为67%；水泥行业的开工率估算值为78%。在如此情形之下，2009年中国对钢铁行业的投资仍然高达1400亿元人民币，在建产能为5800万吨，而2008年，全球钢产量下降了20%，中国却上升了15%。中国欧盟商会批评此种增长是”没有道理的，而且是不可持续的。”
目前，中国占世界钢产量占据世界产能一半以上，是日本、美国、印度、俄罗斯四国产量的总合。通过刺激投资的政策继续扩大产能似乎是不可想象的。
产能过剩带来另一个问题是中国社会资金的投资。2008年，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银行储蓄与货币增长之间形成强烈收益反差，货币贬值的速度可能超过了储蓄的收益，因而储蓄基本可视作是无盈利的投资。在此背景之下，大量的资金从银行涌出，加上银行信贷投放的和货币供应量的加速，2009年二季度开始，整个市场呈现出流动性过剩的局面。由于出口的严重萎缩，进入社会资金无法在受出口影响较大的制造业进行投资，更多的资金进入资产领域，抬升房地产价格。2009年末，中国部分城市的房价水平已经超过了2007年同期。资产价格泡沫重回中国。
2009年末，一系列关于抑制房地产投机的金融政策出台，无论紧缩的货币政策与否，资金寻找新的投资机会是在必然，这也许将带来更为严峻的通货膨胀形势。
硬着陆？
迄今我们并不能预测此一轮通货膨胀的程度，以及其可能带来的影响。但并非所有人都认为货币政策会缓和的通货膨胀，直至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完成。谢国忠就认为2012年中国资产价格泡沫的破裂将会出现，房地产市场将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形势。而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论坛）的最新报告则指出：需要警惕中国经济增长的硬着陆！
世界经济论坛的报告认为，中国经济严重放缓的程度大于20%，并将会导致2500亿至1万亿美元的损失。
这意味着我们可能重新回到2007年的局面，当时在资产价格上涨的严峻形势面前有舆论认为中国经济可能实现硬着陆。当时，中央更早的实施了货币紧缩的政策以防止国内资产价格泡沫破裂。但2008年底的金融危机改变了一切，新的刺激性政策出台，资产价格迅速回涨……
比2007年更为严峻的形式是2008年新的刺激政策使得部分项目必须跟进投入，同时鉴于整个国际经济环境，中国必须通过温和的货币政策将利率回到正常水平。有研究机构对于温和的货币政策的调整依然抱有信心，他们认为建立在温和加息和准备金率调整基础上，2010年中国通货膨胀率应该在3%-4%。中国经济在2010年接受的考验并不如境外研究机构形容的那样严峻。
这样的判断建立在中国城市化需求的基础之上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就认为形势并非如想象当中的严峻。他认为市场及行业之间的竞争会使得资金流向那些更具竞争力，并具有广阔前景的行业；其次他认为欧美发达国家形成大消费习惯并非会因为一次金融危机而彻底改变，中国出口前景不如想象当中的恶劣；第三，他认为2009年消费市场的表现显示中国家庭的消费能力并非像理论理解的那样疲弱；最后，他认为中国城市化的进程需要固定资产投资。
周其仁认为，金融危机前的世界经济结构并非会因为一次金融危机就发生彻底的变革，金融危机之前的世界生存模式会逐渐恢复，而中国的高增长会持续。
对于中国经济现状的不同解读是产生不同结论的原因。在全球经失衡导致的金融危机加剧了中国经济的失衡。研究者的共识在于，2010年通货膨胀的时代已经带来，但对于通过膨胀程度预测，显示出不同研究者对于中国未来两年经济形势的判断的基本态度，其结果是对当前中国是应该优先选择”保增长”还是优先选择”调结构”的争议。
事实上，中国经济失衡的真相并非难以理解。在国家指导下的投资增长和产能扩张与居民收入增长的失衡。在金融危机之前，此种失衡尚可在全球范围内的消费增长延续，但当国际社会无法承担此种失衡之后，中国经济内部结构的失衡所显现的危机浮出水面。
中国并非没有意识到此种失衡情况的发生。早在200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央已经做出中国经济长期战略调整的决定。从投资和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向内需拉动的增长模式成为数年之前中国决策者的共识。
但长期战略与现实利益之间似乎永远存在着矛盾。有境外研究机构批评，直至2007年上半年，政府对于调整经济结构方面的动作并不多，仅仅是在经济发展动力方面做出了些许调整。
原因是中国似乎已经形成了对投资与出口拉动经济的惯性依赖。但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出口的基础消失，抑或是短暂性的消失，这将中国长期的经济结构矛盾暴露无遗。无论如何，在今天的中国，”保增长”与”调结构”的矛盾在今天显得有些的不可调和……
温和的调控措施对调控技术的把握有着极高的要求，而硬着陆这将给社会带来极大的危害。上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硬着陆的阴影迄今为止未能从中国老百姓眼中逝去。马丁.沃尔夫在《下一轮全球金融》中引用一份数据显示，二战后各国的金融危机当中，上世纪90年代中国的危机是成本最高的危机之一，其财政成本超过GDP的40%，仅次于印尼1997年在亚洲金融危机与阿根廷1980-1982年金融危机的财政成本，高于泰国及韩国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当中的财政成本。
而除此之外，上一次危机当中的社会成本同样巨大。一方面是国企改革当中大量下岗职工并没有在国企减轻包袱之的过程中获得更多的利益；而另一方面，在国有企业保证盈利之后，其在继续投资与扩大产能之间并未找到将国有企业盈利与居民财富分配相结合的合理方式。
在更深层次上增加居民实物及货币收入是中国经济必将面临的长期挑战。2010年的通货膨胀则将中国经济失衡大矛盾全然摆在了我们的面前，并考验中国决策者的智慧与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