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一个技术或商业模式的变化，一旦应用到实际经济生活，不免触动现存秩序，连带也触动相应的观念与既得利益。

无论在经验上还是在逻辑上，土地流转自然之极，本不值得大惊小怪。

我们城市发展要从过去十几年的高歌猛进，转到节奏稍微慢一点、稍微把集聚程度提高一点，也就是说要加强城市的质量。　

简单的东西要坚持，不能把任何改变都叫做改革，更不能来来回回地改。

把大片农村土地划入城区的动力异常强大，但为进城农民提供合法居住空间的努力微不足道。

顾准把马克思放到有过希腊罗马“自由市民社会”传统的西欧历史中加以理解，而他的出发点和立脚点，永远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自发产生过资本主义的当代中国，特别是他以生命体验过的种种“我们的问题”。

城乡中国“城”字当头，可不再是“征”字挂帅。当代竞争力旺盛的城市，无一例外，一概是“市场”打头，以市场机制引导资源的流动与集聚。

从1987年的第一拍到2013年的又一拍，已经过去了26个年头。这个实例，说明为什么中国经历了一代人的改革开放，还是没有理由停下脚步，仍然需要全面改革，以防半拉子工程让以往的努力前功尽弃。

从根本上讲，“征卖差价归地方财政”带出来的需求，差不多可以无限膨胀，永远也没个够的时候。

倘若没有新鲜刺激的内容，早在1987年就拍下第一锤的深圳，土地拍卖怕是上不了新闻头条的。